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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观刘东父先生遗墨  

2015-11-17 11:44: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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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啃轩主人《观刘东父先生遗墨》


我生长在成都,自幼喜爱书法,所以很早就知道刘东父先生的大名。少年时代,在成都的名胜古迹、旧书店、装裱店等处所,常常看到谢无量、刘孟伉与刘东父等书家的墨迹,刘孟伉特善榜书,一些名店的市招多出于其手;谢无量与刘东父则多见其对联条幅。我无家学渊源,家中无碑帖可读,三位书家的书作常令我驻足观赏,流连忘返。故我的书法启蒙,实得之于这三位书家,而非来自学校。刘东父先生的书作,秀雅劲健,我十分喜爱,因而向往其人。但当时无人引见,无从请益。与刘东父先生虽然同在一个城市,终竟缘悭一面,这是我至今都感到遗憾的。

刘东父先生生前是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其家族和他本人对四川的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多贡献。今年是刘东父先生的百年诞辰,文史馆拟举行纪念活动,对他的诗词和书法艺术成就进行研讨。这是振兴四川传统文化的一件盛事。刘东父先生的哲嗣刘奇晋先生为筹备这次活动,多方搜集其先父遗墨,我忝为奇晋先生同列,得以先睹,如同见到旧日师长,真有春风扑面的感觉。现在能有机会观赏到为数不小的刘东父先生遗墨,不仅大饱眼福,对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成就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

刘东父先生出身于诗礼世家,其曾祖刘沅(字止唐),著名经学家,祖父刘桂文(字云坳),前清进士,外祖父李汝南(字湘石),著名书画家,四叔刘咸(字鉴泉)是著名学者。他们虽然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书学都颇为湛深。现在的望江公园内薛涛井旁,还有止唐先生的诗碑,字迹醇厚温雅,令人敬爱。刘东父先生成长在这传统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受到前辈的熏陶自不待言。据刘奇晋先生所撰文谈到刘东父先生的学书历程,他自幼临池,以祖父云坳先生、外祖父李湘石先生和赵松雪书为范本。十四岁入尚友书塾,在四叔鉴泉先生的指导下,改习颜真卿《家庙碑》和郑道昭《郑文公碑》及《论经书诗》。他二十四岁到重庆,白天工作,晚上则坚持临池,寒暑无间。在重庆的十年中,仍习赵松雪的行楷书和郑道昭碑,又旁涉汉隶和苏、米行书。在此期间,他的书名渐盛。三十四岁时回到成都,又研习王羲之书法,对《圣教序》用功最多,以悬肘放大临写,甚见成效,颇得友人称道。建国后又致力于篆书和草书。取法秦、汉篆和孙过庭《书谱》。刘东父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临池,很少间断,甚至有时生病也以临帖为休息的方式。其临池功夫之深,罕有其俦。

可以说,刘东父先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书法艺术,或者说他是将书法艺术作为自己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刘东父先生对书法艺术如此执着的追求,当我们观赏他的作品时,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的。从这个基本感受出发,我们可以体味到刘东父先生书法的一些艺术特色。

首先,我深深地感到,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已超乎功利之上,从而具备了中和、雍容、纯正的风貌。儒家以中和为最高境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刘东父先生一生甘于淡泊,不慕名利,不以书家自居,不将书法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故心态平和,志趣高尚,在下笔时能“不激不厉”,从而“风规自远”。我们看刘东父先生任何一件作品时,都有这样的感受。反观当代书坛狂、怪、野、乱的一些时尚,与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相比较,其境界之高下可以立判。当代书坛的狂、怪、野、乱,不过是一些新锐用来掩饰其浅陋的手段而已。这样的书法作品,其效果近于西方的一些现代音乐,看过之后,会使人血压升高,躁动不已。在这个意义上,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是现代书坛的一剂清凉剂。

其次,刘东父先生的书法善于“化”,这是刘东父先生书法艺术最大的特色。一般的字书解释化字,就是变的意思,故有变化一词。但在古代典籍中,这个化字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远非变化一词可以涵盖。故我谈对刘东父先生书法的感受,不用“变化”一词,而用“化”字。《庄子·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成玄英注:“与时俱也。”同书《则阳》:“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是同样的意思。《荀子·不苟》:“神则能化矣。”杨注:“化谓迁善也。”《管子·七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化的内涵还有许多,以上所引已能说明问题。孔子是古代圣人,蘧伯玉是古代贤人,他们生于世上,年年都与时俱进,都在“迁善”,即向好的方面演进。这个演进的过程是渐进的,顺应规律的,能够风靡于世的,是长久的,令人信服的,能让人养成习惯的。

刘东父先生的书法,从纵的方面看,他的书法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化”的过程。他早年习赵、颜、郑,后又习汉隶和苏、米的行书,又习秦、汉篆和孙过庭《书谱》,长年坚持临池,按照书法学习的规律,逐渐积累功力。我们现在能看到他早期的一件行书作品《书香宋诗》,已经颇具笔致,但韵味尚嫌浅露,与其晚年作品的浑成深厚相较,面貌已有很大差异。这就是化的结果。吴昌硕曾说过:“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吴昌硕临石鼓文跋语)这是“化”的过程的又一例。可见在书法上要有大成就,必须要经过这个“化”的过程,才能达到化境,刘东父先生正是如此。这里还要强调一下的是,刘东父先生晚年的作品与他早年的作品相较,虽然面貌已有很大差异,但仍有脉络可寻,这说明“化”的过程是渐进的。而当今书坛的一些新锐为了追逐时尚,往往一夜之间可以变换风格,这如同一些时髦女郎,为了更加美丽而整容,整得面目全非,连身份证都要重新办理。这种人工容貌,与原来的自然生成的容貌相较,损失了天然的风韵,是得不偿失的。

再从横的方面看刘东父先生的书法,即看他作品在一定时期的风貌,可以看出,刘东父先生善于铸各家,形成自己风格,这也是“化”的表现。他取法前人,是以碑帖并重,在刘东父先生早年时代的书坛上,这应是独树一帜的。民国时期,书法界受清代包世臣、康有为书学理论的影响,尊碑抑帖的风气极为盛行。但刘东父先生却不随波逐流,而是碑帖兼习。刘氏先祖大多从事科举,所习书法以欧、赵为主,所作字大体上属于馆阁体。至刘咸鉴泉先生,著《弄翰余渖》,对康有为的尊碑卑唐说多有批评。他认为,“康氏尊南北朝而卑唐,其言往往太过”,“且以变态论,唐以后人亦自有变态”;又谓“谭复堂谓‘《郑文公》为篆隶分融铸而成。《敬使君》尽有唐代之胜。’所论虽不尽确,此数碑实北碑中之特兼圆而自成异势者也。”鉴泉先生认为南北朝碑与唐碑各擅胜场,于北碑中推崇郑道昭,于唐碑中推崇颜真卿,故在指导刘东父先生时,让他取法这两家。刘东父先生幼年学赵,后遵照鉴泉先生的指导学郑、颜,进而但师其意,广取秦汉以来多种碑帖作为临池之范。他临碑帖时,于经意和不经意间,参以所临碑帖之外的笔意,为熔铸各家打下基础。试看他在1947年所临苏帖,虽已得原帖神韵,但意态与原帖已有所不同。前人评苏字“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刘东父先生所临,起笔多方截,笔画挺秀多姿,很自然地融入了北碑与唐碑笔意。再看他于这年所临《张迁碑》册页,于凝重之中,又觉笔势飞动,这显然是参用了行书笔法。刘东父先生晚年作品化用碑帖,熔铸各家,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例如他所作楷书,虽以唐楷为基调,却时时显示着北碑的底蕴,又参用行书笔法,整幅作品的点画,和而不同,止而欲行,令人玩味不尽。其碑书的基本面貌是《郑文公》与《张猛龙》,但无原碑平缓、峻刻之弊,这是由于融入了帖的韵致。其行书多参用草书写法,这种写法虽可追溯到王献之的破体书,但由于他融入各家笔法,故又呈现出隽永、含蓄的韵致。其草书以《公孙大娘舞剑器》和《粱武帝西洲曲》为精品,这两件作品实际上已打破了孙过庭《书谱》的局限,融入了怀素笔法,具有篆籀之气。其篆书则法度森严,甚见功力。不过他的篆书作品不太多见,其习篆的目的,大概是要将篆书笔法融入其他书体之故。刘东父先生以毕生精力追求书法艺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进入了化境,这是我观赏他的遗墨时得到的最深切的感受。

刘东父先生的书法艺术还有一些特色,有待深入探讨,因限于篇幅,我只就以上提出的中和、雍容、纯正和善于“化”这两大特色进行了一番初步的讨论。我觉得这两大特色正是当今书坛所欠缺的,正因为如此,刘东父先生的书法成就就更值得我们重视了。文章写完,四韵也就凑成,权以此俚句,纪念刘东父先生对书法艺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纵横挥运悟机微,林下萧然独鹤飞。

神韵浑同郑公健,丰姿稍远老坡肥。

商量规矩知甘苦,脱略畦封任是非。

胜境名区遗墨在,合教草木染光辉。

原载《文史杂志》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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