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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宋帖学书法创作中的意境追求  

2015-12-17 10:30: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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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9903fa0101ah2f.html

作者:岳斌

1.北宋书法创作主体的历史背景

宋代是一个在文化上让后世文人为之倾倒的朝代,自隋代开始到唐朝定型的科举制度在宋代发展的更加完备也更加公平。一方面,取仕门槛变得更低,并且有意倾向庶民白衣,另一方面,取仕名额也有所扩大。这在汉魏乃至明清各朝各代都是所不及的,宋朝文人所受的优待可谓是空前绝后。

由于宋代书家大多都是文人出身,文人地位的提高与环境的优越不能不对书法产生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使宋代的书画工具也越来越精良,经济上的宽裕也使北宋文人大多生活闲适,书家不但注重书画用具的挑选,而且在创作的过程中更是追求超逸脱俗的气息。促使书法创作的审美追求不断提高,更注重审美的效果和情趣,淡化书写的实用性和规则性的倾向日渐强烈。书法也变的更加讲究本质、内在,讲求“尚意”的北宋书风呼之欲出。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北宋书法不太注重楷书而多行草,且不太刻求苦学前人的书法风气。

北宋帖学书法创作中的意境追求北宋建立之初,战事频繁、赋税过重,阶级内部时常出现改良派与守旧派之争。虽然北宋书家的社会地位比前代有所提高,政治环境也改变许多,但是文人处境和遭遇也不乏坎坷动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受到皇帝的压制和党争的排挤。在古代,君王的权威是不用置疑的,为了对大臣防范更加严密,设立众多官职,上下重叠、互相牵制,最终导致“冗官”现象非常严重。处于皇权压制与党争排挤之下的北宋创作主体的苦闷可想而知。这就导致许多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上不得志时,就转向营造自己内心平静与安逸的世界,精神上寄托于佛、道思想,醉心于书画。此时的书法不仅仅作为娱乐,更多的是起到排遣不满、寄情消愁的作用。怀着这种心情进行书法创作,又怎么会刻意的计较与安排呢?我们看到北宋书法行草居多,原因是行草规范相对较少,富于变化,创作时更容易抒发作者当时的心情。

“帖”,最早是指写了字的奏事的小纸片,一般指字条、请帖、庚帖之类。魏晋人的法书就是写在小纸片上的。由于“完法”后晋书便成为历代书家临摹效仿的“法帖”,所以“帖”的意思就转化为公认学习临摹的样本。

北宋帖学书法创作中的意境追求阮元在《北碑南帖论》说:“晋室南渡,以《宣示表》(图1-1)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帝王提倡文治,不少皇帝都爱好书法,且着意提倡,宋太宗赵光义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太宗在未做皇帝前就留意翰墨,宋代淳化三年,太宗拿出宫内所藏的历代书法墨迹,命编次、摹勒、上石、墨拓,赐于大臣,是为《淳化阁帖》。该帖也被后世举为法帖之祖,后又有翻刻的《绛帖》、《大观帖》等十几种。帖学之兴,源于唐太宗令钩摹王羲之墨迹供人所学,到了宋代则大盛其事。阁帖的产生为当时的士人学习书法提供比较精良的范本,开创了帖学之流,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其后真宗、仁宗、神宗、徽宗对书法也有不同程度的爱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北宋帖学书法创作中的意境追求作用。

北宋帖学书法创作中的意境追求2.推崇晋人书风

由于《淳化阁帖》(图2-1)中一半都是“二王”的作品,以至于宋代的书法风格很大程度上受“二王”的影响。然而,其中未收集唐人的书法,其用意也确立了二王书法的典范意义,对唐人则隐有非议。《淳化阁帖》恰好也拓宽了当时书坛的眼界,改变了晚唐至五代大多数人只知道尾随本朝书家的狭隘眼光,使宋朝找到了一条树立自己书法风貌的基本途径。

北宋帖学书法创作中的意境追求北宋帖学书法创作中的意境追求北宋帖学书法创作中的意境追求如果说及晋代书风,我们都会想到“韵”字,这一说法最早源于董其昌:“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佩文斋书画谱》卷七)晋人之书,历来被奉为至宝,董其昌曾说晋人书“以风流胜,绝不刻板”,方孝孺说晋人书“如雅人胜士”,由此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晋书的大致风貌,即潇洒飘逸、清新淡雅。晋人的书法宽松灵活,流畅自然,没有唐代书法那么严谨险峻,这也正是宋代人推崇晋人书风的原因之一。晋代处于中国书法史的特殊时期,以钟、张、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产生于篆、隶渐渐淡出之际,楷、行、草等实用书体的形成发展并逐渐成熟时期。二王书法为书法中楷、行、草奠定了基本规范,他们的书法规范不断被后人学习并加以发展,楷书可以说是被唐人发挥到了极致。到了宋代,书法个性化较为发展,米芾所称的“画字”“刷字”“描字”就展现了当时书法家的分明个性,而晋人书法中的风流潇洒在唐代已被严谨的楷法所取代。

米芾在《草圣帖》(图2-2)中云:“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辩光尤可憎恶也。”[1]米芾则指出草书要以晋人为楷模,取法乎上,否则就是“下品”,可见晋人在他心中的地位 。古人说取法乎上就是选择艺术性强、又具有学习规范性的范本,如果取法不当,只会误入歧途,更不用说超越前人了。因此,苏、黄、米、蔡都指出要学习古人,苏、米尊晋抑唐,其实也是因为晋离宋较远,唐离宋较近,而其隐含之意当是不可学今人之书风。

3.崇尚自然意趣

回顾历史朝代可以说北宋优遇文人最厚,这也使文人养成了自尊的意识。同时,北宋佛、道思想十分流行,排斥“圣人”,主张复归自然,人自平等。而这种思想与文人的自尊意识相交汇在一起,就使宋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体现在书法上,便是追求一己之“意趣”,而这种意志情趣在书法创作中便是作者的感情寄托与流露。既把书法作为寄托感情的方式,自然不能沿袭陈法,而要不断创新。因为古人之法只适合抒发古人之感情,寄托古人之意趣。要表现自己的感情,寄托自己的意趣,就必须认真探索自己创作的道路,寻找属于自己的创作手法以及独特的面貌。

自汉末至唐以来,书法论著中对技法讨论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像蔡邕的《九势》,卫铄的《笔阵图》,都是以探讨笔画结构、规范书写技巧作为目的著作。对于唐代书法的法则规范,在实践上出现了楷书四大家,在理论创建上也形成了时代特色。李世民的《指意》,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张怀瓘的《论用笔十法》等诸多书法论著都是通过探讨笔法、字法来论证的。唐代人的书法,尤其是楷书极其规整、法度严谨,因此后人学书常说:“宗法晋唐”,而这种尊唐的风气在北宋却没有成为主流,表现在书论上就是求意趣而弃法。

苏轼《论书》言:“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出于欲速”。[2]

黄庭坚《山谷老人刀笔·与宜春朱和叔论书》:“凡书之害姿媚是其小疪,轻佻是其大病,直须落笔一一端正。至于放笔自然成行,草则虽草而笔意端正,最忌用意装綴,便不成书”。[3]

在书法创作的态度上,宋人不再向唐人那样追求严谨的法度,而是以无法之法追求工拙相半的艺术效果。苏轼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黄庭坚说自己“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这种不以尽善尽美为要求的创作态度,就与唐人严谨的法度背道而行了。

黄庭坚和苏轼之论指出:所谓“无意”,就是要摒弃过分地人工雕琢,发自“天真”才能“成书”。正是因为追求上的“无意”把书法创作当作身心愉悦和精神的满足,苏轼最终“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汉唐以前的书法,大多被理性压抑了本该自然烂漫的情感,而北宋的书法与之相比,终于跳出了理性的束缚。在“宋四家”的书法作品中再也看不到扭捏不堪的娇柔造作。喜、怒、哀、乐,通过放任自由、随意所适的书法形式,都成了他们淋漓尽致的真情宣泄。

苏轼《评书》:“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婉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4]

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5]

刘熙载《艺概·书概》:“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6]

如苏东坡的“精能之至,反造疏淡”,董其昌的“熟后求生”和刘熙载的“由工求不工”等理论说明“无意”、“自然”并不是一味的“任意”,否则一个从未受过书法训练的儿童任意发挥就可以创作出最美的作品了。而“精熟之至,反造疏淡”和“熟后求生”,正说明了“无意”“自然”是书家在掌握技法中所达到的自由境界。技法本是一种人们公认之美的实践形态。书家在“精能”、“熟”的基础上,把前代人对美的把握和沉淀转化成自己“血肉”,从而通过尝试不同的形式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趣。

米芾在《答绍彭书来论晋帖误字》诗中写道:“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7]米芾的观点,是苏轼等人尚“意”书风的延续。米芾为了达到“意足我自足”的境界,希望在执笔姿势等各个方面都要做到自由无碍,这样才能有利于书家更好的抒发感情。他说:“学书贵弄翰墨。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8]米芾在这里主张执笔要轻,这样在书法创作时不受束缚,行笔时才会少滞涩感,更有利于书家表达情感,“振迅天真,出于意外”,天真自然的本性才能流淌出来。

4.注重相关艺术形式的结合

赵宋之世,历代帝王都对佛、道比较重视,因此儒派弟子想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不得不引入佛道思想。唐朝的灭佛运动虽然给佛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到了两宋时期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非常繁盛局面。北宋时,许多著名的佛教大师与文人学士交往甚是频繁,禅宗对宋代的文化艺术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以禅宗讲求心性、悟性对诗文和书画的影响颇深。

如果从书法上看,“禅宗的思维方式渗入了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创作,使中国传统艺术越来越强调‘意’——蕴藏于作品形象中的内在情感和哲理,越来越追求创作构思的自由无羁,求其‘得意忘形’”。[9]这在书法上表达为“不计工拙“的创作思路。禅宗对北宋的书法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接近本心的流露和感情的表达,更强调主观精神。那么我们对北宋书法创作意境追求中强调主体性,轻视外在的技巧,重视内在精神的特点所产生的原因就非常清晰了。

北宋时的书法家一般都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如苏轼、米芾、黄庭坚在书、画、诗各个方面都可以称的是名家,宋初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但诗文绝妙,而且自己的书法挺健遒美,又致力于金石文字考释,故深知书法天地的广阔。因此,北宋书家在其他文学艺术领域的知识与实践,必然会影响到他们书学理论的形成和实践。

苏轼曾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10]即说明下死工夫“于字内求字”无异于徒费岁月,而在书法之外,读万卷书然后厚积薄发,才能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形成书法的品格。如果只在书法上下工夫,而缺少其他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便难以达到高妙的境界。试观书法史上的各个书家,没有一个只擅长书法一项,而对其他艺术一无所知的。其中,文学修养尤其重要。明代的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观点也反映了我国古代艺术家就非常重视基本修养,积累学问来提高自身学识修养,增强审美的能力以提高书法艺术的境界。

结语: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艺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汉字和毛笔的特殊性。中国的艺术多注重作者“意”的表达,即意境的创造。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作于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全篇用行书书写,诗句沉郁苍凉而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的语境变化而变化。谈到自己的遭遇和心境时,起初笔意舒缓,字体较小,变化也比较统一,给人十分压抑的感觉。到中间行笔明显变快,用笔也逐渐丰富,到了“破灶烧湿苇”时,就用笔豪放,情绪激昂了,与诗意完全融为了一体。如果用篆书、隶书或者楷书任何书体来写,根本难以达到这种意境。以意代法、以书解情,这也是北宋书法风格具有较大区别的原因。

书法创作中的这种意境美是中国艺术所特有的。如侯开嘉先生所说:“意境是什么?意即寄情,境即寄物。寄物主于物质,寄情主于精神,而这是辩证统一的。情由景生,境由心造,虚而为实,情景交融,由此产生作品的意境。”[11]以“苏黄米蔡”为主要代表的北宋“尚意”书法,通过书法创作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让真挚的情感变成了书法作品中美的灵魂。

 

参考文献:

 

[1]  中国著名碑帖精选《米芾墨迹》[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2][6] 《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5]  黄惇,李昌,,庄熙祖《书法篆刻》[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7][8] 黄正雨,王心裁《米芾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9]  欧阳中石《书法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教研室编《中国美术简史》,增订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11] 侯开嘉《侯开嘉书法论文集》[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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