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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2017-01-04 10:29: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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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题头的第二张照片,原是我对好焦距后请按下快门拍摄的颇能象征我的红学之路斑斓与崎岖并存。因为拍照的头一年1987),我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红学论稿》,被故乡自贡一个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又兼公安局局长的一手遮天腐败枉法者,以我家藏古典名著《金瓶梅》乃“淫秽书籍”的荒唐理由(当时国内已公开出版此书),将我非法抓捕关押 108天(参见本博客《一次荒唐的入狱经历》)。其目的,是要报复我曾对他枉法冤判我一个文友之事向市委举报,请求复查——且已获批准。

 拍此照片时,我刚被无罪释放,应邀出席1988年红学界“黄山会议”,并被推选为中国红学会理事。这是会后游览黄山的留影。如今光阴荏苒,屈指已二十四年矣!2010年我的甲戌校本出十周年纪念版时,此照被印成纪念卡片之一附赠“限量精装本”读者,我在上面补题小诗一首(因钢笔字太差,怕读者难辨,特书写成简体字)。

 

今天我真有点心血来潮,忽然之间就动了自我解密的念头。解密的内容,本来是我今后必定要写的自传式作品中的某些“包袱”,却提前“甩”出来,岂不可惜?早就有出版界人士跟我商谈过出“自传”之事,知道我这人经历复杂,颇有些“故事”,就想把它做成一本畅销书,却被我婉言谢绝了。不是不想写,只觉得时候未到。

那么,今天干吗要自己主动甩一点“包袱”出来

间接的原因,是近年来好些媒体都曾当面或电话采访过我,但后来到底发表了些什么,大都不得而知。多年前就听说,用百度之类搜索关于我的信息,已破了“十万条大关”云云,可我始终不习惯上网查找资料。偶尔试着查查别的资料,发觉大多不够准确可靠。后来也查过有关我自己的情况介绍,更觉“惨不忍睹”——主要是上面的许多信息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便再也不想去细看了。竟连一些记者在采访之后经我审定修改的稿子,最后正式刊出时,依然会由于版面的临时调整,或领导审查删节等缘故,使得某些真相仍被或多或少地扭曲了。考虑到媒体方面大都出于好心,且木已成舟,我也不便说什么。然而自此谬种流传,滋生出许多以讹传讹甚至进一步加油添醋的“新故事”,亦免不了让我时时生发出“欲辩已忘言”之慨。偶尔被人问起此类讹传细节,我多半以“民间传说”一笑置之。

而我现在这样纯属忽发奇想地在博客上主动“解密”一些个人信息,其直接原因,则是今天下午受到一个偶然因素的触动所致。起因是,在晚饭前我打开电脑看了一下自己的网易博客。发现我半个多月前所发《哭恩师周汝昌先生》一文的评语栏里,仍有极少数无知者在那里自以为高明地质疑《红楼梦》研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多大(意义)?便忍不住在一位好心的“红楼日记”博友对“质疑者”摇头叹息的留言后面,写了一条既表叹息又想跟“质疑者”讲讲道理的回复——咳!干脆先这三条“互动”的文字一起拷贝如下。 

 

LUCCA :

 红学究竟是个什么学科?究竟对人类文明进步有多大(意义)?说穿了,无非就是利用这个名义捞国家经费而已!寄生在红学上的个人和家庭哪个不是依靠国家经费养起的?你若真是红学家,就请你自掏腰包研究红楼梦吧!有吗?举国上下有吗?没有。没有就不要号称你他妈狗屁学家!你无非就是一条寄生虫而已!

红楼日记 回复 LUCCA :

你这孩子,让人无话可说!!

邓遂夫 回复 红楼日记 :

不,有话可说。这样的孩子得给他讲讲道理。LUCCA嘴里带脏话倒在其次,关键是他那么理直气壮地质问:“你若真是红学家,就请你自掏腰包研究红楼梦吧!有吗?举国上下有吗?没有。”他说得那么肯定,那么武断。但我想告诉他:这叫信口开河,也叫无知妄议。我还得告诉他一个铁的事实:你知道吗?现在除了极少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供职的所谓“专业人士”之外,“不靠国家经费养起来”的红学家和业余爱好者成千上万,特别是草根派。——实不相瞒,敝人正是草根派的代表人物,研究红学凡33年,大致算得上小有成绩的红学家吧,这也是此一行当中人早就公认的。然而,除了最初的几年,我曾按当时规定在单位报销过应邀出席全国学术会议的旅差费之外,自始至终我没拿过一分钱的国家研究经费,也没拿过一般有贡献的作家学者都会有的“国务院特殊津贴”之类。您是四川人,可以用任何方式向我的本单位自贡市歌舞剧团了解了解,看我这话有没有半句虚言。要不,我今天就把前些年报上刊发的一篇较详细的采访记录——《访平民红学家邓遂夫》——贴到博客里供大家参考。

 

这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只好立即翻出由我家乡的《自贡日报》几年前刊发的一篇经我亲自审定,相对较为可靠的采访记录来献献丑。但是也得声明一句:我敢下“较为可靠”的断语,针对的自然是我自己电脑里存的这份亲自审定过的文本。而据我所知,那实际见报的文字,或因报纸版面安排的变动,或因责编的最后处理,终究还是有所删节。

 不过,还须先对我前面的回复补充几句,否则单凭我这材料还是不能说明问题。

 因为在LUCCA貌似振振有词的质疑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说法,我在回复里并没有作答。即:研究《红楼梦》“对人类文明进步” 究竟有没有意义?是不是有专业人士“依靠了国家经费”去从事这项研究,他们便是“寄生虫”,便是“狗屁学家”?

 我现在姑且不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长篇小说;也姑且不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世世代代都有专家在研究,都有痴迷的读者在爱好、在追捧;仅从LUCCA对后面的这些似乎一点都不在乎,或者说一点都不知情,而唯独对研究最经典的名著《红楼梦》要破口大骂,就说明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文学研究”为何物。如果我现在去解释这些,像他这样的人理解起来肯定有困难。所以我只针对一些纯属娱乐性质的,也许在LUCCA看来“对人类文明进步”更没有多大意义的诸如下围棋、下象棋(包括国际象棋)、打扑克(包括桥牌)、打麻将等等,来反问他一句:诸如此类的娱乐活动,也都有不同群体的民众在长期爱好着,甚至还有“依靠国家经费”或不依靠国家经费的专业人士在深入地钻研并出版相关的书籍,为什么你就不去怀疑它“对人类文明进步有多大,不去骂那些专家是“狗屁学家”是“寄生虫”呢?你想过这些吗?

 也许,LUCCA稍微想一想之后,会说:“我管那些干啥?别人爱下棋、爱打牌、爱研究打麻将,那是他的事。萝卜青菜,各人所爱,与我何干?”如果真能这样回答,那就对了!世界上的各种学问,或者各种兴趣爱好,非常之多。一个人不懂某些东西,或者对某些东西不感兴趣,那不是问题。因为你可以不参与,不去理睬。如果对某些东西有疑问,有想法,也可以去深入了解了解、学习学习,等到真正弄懂了一点,通过深思熟虑依然发现有问题,自然可以提出来探讨。但是切不可凭着自己的好恶,甚至仗着自己的孤陋寡闻和无知,就去污言秽语、骂骂咧咧地斥责别的爱好者或专家。现在LUCCA不分青红皂白地骂红学家是“狗屁学家”、是“寄生虫”,病根儿主要就在这里。


邓遂夫解密: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这是1987年10月出版我的《红学论稿》所用的黑白作者像。
片早就没了,这是用我自己保存的一英寸绸纹小照来扫描的。 

 

 

访平民红学家邓遂夫

本报记者 蒋周德

 

   

[邓遂夫 本市大安区人,早年毕业于桃花山中学。先后在市歌舞剧团任演员和创作员。1979年因创作大型歌剧《燕市悲歌》(又名《曹雪芹》)而涉足红学研究,获得茅盾、周汝昌、冯其庸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曾出版《红学论稿》、《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草根红学杂俎》,其代表作为《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主题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绛洞花王”小考》、《走出象牙之塔》、《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等。被视为掀起新世纪红学热潮的领军人物。最近因提出“草根红学”的新概念,再次受到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被称为平民红学家。]

 

 

    据说,邓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在自贡市歌舞剧团工作,连大学也没上过,却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学术成就,是不是出身于具有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呢?

其实我连“书香”的边也挨不上。论出身,我是典型的“草根阶层”,祖宗三代都是盐工、平民、文盲,从我这一代开始才读点书。小时候,父亲看我记性好,四岁就送我去念私塾,学《三字经》。解放后改上新学。但十三岁就成了孤儿,靠助学金和勤工俭学,上到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

 

    为什么上完初中没有继续念书?

因为当时考高中还没有考完,我就被好心的音乐老师推荐报考了自贡市文艺学校,结果以男中音录取,又阴错阳差地临时编入了舞蹈班。而且上这个艺校也是有名无实,除了突击性地接受一点声乐、舞蹈训练,从进校第一天开始,就在边学边干地排练国庆晚会的节目。节目演出后很受欢迎,上级领导一高兴,就拍板将艺校改成了自贡市文工团,后来更名为自贡市歌舞剧团。我在团里什么都干,唱歌、跳舞、演歌剧、演话剧、搞舞美、搞化妆,后来就专搞创作了。当然是文字方面的创作,写歌词、朗诵词、报幕词之类,也写剧本。有时作曲的人忙不过来,还谱谱曲。

工作之余或者节假日,我一个孤儿,无家可归,就爱把时间花在看书学习上。我的学习场所主要在图书馆、新华书店,有时也自己买一些书回来读,但我从来没上过什么夜校、电大、函授什么的。

 

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1988年出狱后错过了评职称,我愤然辞职奔赴海南(公职后来被一位即将离任
升迁委书记刁金祥同志善意地保留)。并先后推辞了调任海南省总工会宣
传部长和已就任的《特区时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到老朋友周雷(87版《红
楼梦》编剧之一)创办的海南国际影视公司任副总经理。
 

 
邓遂夫解密: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1989年离开歌舞团赴海南之前分别与老同事合影留念的照片之一。就像一去不复返似的。

 

   

邓遂夫解密: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1989-1999年,我在海南工作生活的十年间,常以给宋词名篇谱曲为休闲娱乐。亦偶尔自作新词谱曲。所谱曲目不下百首之数,大多散佚。这是无意间留存下来的极少数词曲与绘画合为一体的作品(以当时常用的笔名“雷如雨”署名)。201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十周年纪念版(第八版),将此绘画(钢笔素描)和音乐作品印成“限量精装本”的图片之一馈赠读者。遗憾的是,印刷厂恰恰把四张馈赠图片中印得最好的这一张给漏装了,我讨了一些来自存。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底稿,印出来的背景色调好看些。

下面是在北京修改这支歌曲的两个月之后,我在住处附近的崇文门外大街一家照相馆的留影。我见拍得很清晰,便在一张加印的6英寸照片上,用钢笔签下了当时发表作品常用的笔名“雷如雨”及拍摄时间,留作纪念。(那是因为1996年2月至5月期间,我专程从海南去北京,向一位在海南有过合作的公司老总讨还一笔数万元的私人欠款而逗留。印象中,5月份大概是欠款终获偿还,所以高兴地拍照留念。)
邓遂夫解密: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下面这张则是十年后的2007-2008年,我在北京写作之余,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一部分同学一道学习昆曲。
邓遂夫解密: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可是你在自己的著作里显示出那么深厚的学识功底,中外古今,诗词歌赋,好像无所不通,这些都是你从自学中得来的吗?

应该是这样。但必须除开我在中学毕业前从学校获得的那些知识。那一段学校教育给我打下的文学和语言基础比较牢固。当时文学和汉语是分科的。我的汉语学得比较扎实,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可惜教我汉语的老师,后来被打成“右派”,从此再没见过面。

除此之外,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过三次比较下功夫的自学。

第一次是文革前两三年,即1964至1966年期间。那时,我在市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正准备在写作上大干一番,没想到我所在的歌舞团被暂时一分为二,一部分坚持演出,另一部分到工厂农村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我是属于参加劳动锻炼的。大约到1965年左右,全团都停止了演出,被通通安排到工厂农村的四清工作队去参加“阶级斗争”。我当然是积极地投身于这些锻炼,但我比一般人多了个心眼儿,趁机向我的老同学杨炽锋、高文根等借来他们用过的大学课本,同时也从新华书店里购买一些相关的教科书,抽空进行自学。我学得比较系统,也略有一点宽泛——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美学、修辞学、逻辑学等等,只有外语没有坚持。最初我也和本单位的邓明芝、王效卓一道,曾利用周日或节假日回到市区,请当时在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被监督改造的“胡风分子”谢韬先生,私下给我们上了一段英语课。后来我个人还单独请刑满释放的原《川中晨报》主编傅旦歌先生给我上过一段日语课。这两样都是专门请了老师的,反倒半途而废,没有坚持下去。所以,除了外语,我那时真算得上是扎扎实实地读了一回大学。

第二次是在文革后期,即19711976年这段时间。当时我对文革已经从最初的狂热逐渐变为厌倦,决心摆脱一切干扰,包括辞去被借调到政府机关和报社所担任的职务,借口要回歌舞剧团集中精力搞创作,实际上是借此机会挪出更多的时间躲进书斋,埋头攻读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到中外文学经典和文艺理论经典在内的各种书籍。这是我生命中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我学习的这些书籍从何而来?我在这里可以坦白地交个底。因为当时各个单位和学校管理比较混乱,图书大量流失,我就很留意地通过到旧书摊去买和向一些人借,特别是通过市文联一位搞创作兼管图书的老先生邝余涛开绿灯,让我可以从里面大量借书回家,这就使我逐渐拥有了比较充裕的学习资源。所以在此期间,四川大学到自贡招生,我通过报考,轻而易举地就被该校中文系录取。可是由于市里有人恶意阻挠,让我失去了这次进入正规大学的机会。但我一点都气馁。我深知自己当时的知识水,已不亚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或研究生,上不上大学,只是个形式问题。

第三次,则是1978至1983年期间。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环境变得相对宽松。随着各类书籍的大量出版发行,我忽然对一些比较偏僻的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广泛地接触了刚刚从国外翻译引进的有关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等众多领域的新思潮。

正是在这个阶段,由于我萌发出想给歌舞团创作一部关于曹雪芹的歌剧的念头,也逐渐迷上了红学,而且一下子就钻得比较深。这最后一个阶段的学习,真有点像王国维所说的治学三种境界的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使我在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上,都产生了质的飞跃。

 

后来进入红学界,你有没有感到别人嫌你学识功底不足呢?

没有这种感觉。相反倒是觉得他们大都认为我学识功底还可以。甚至认为我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中算突出的。印象较深的一个例子,是我在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和当时已经比较有名但还在攻读研究生的另一位红学新人梁归智见面,两个人海阔天空纵论古今。当他知道我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时,对我的知识面比较广感到特别惊讶。另一个例子是四川大学的老教授赵卫邦,他是有名的《红楼梦》版本专家。大约在1981年,我到他家里拜访,谈得很投机。他有时提到一些书中的原文或相关资料,因年老记忆不清,我立即为他补充复述。后来忽然问我:“小邓,你搞红学有多长时间了?”我答:“一两年吧。”他一听,连连摇头惊叹:“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当他知道我为了阅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曾非常艰难地托朋友到成都市图书馆去限期借出来邮寄,然后又匆匆归还时,立即转身到里面的房间,取出一部上下集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送给我。说是他正好有一部富余的,希望我在研究中能更上一层楼。

还有一个例子是刘梦溪先生。他是一个很有造诣却不免有些高傲的学者,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是很难称赞一个人的,尤其是年轻人。而他在1981年主编《三十年红学论文选》时,不仅破格选入了我这个刚刚冒出来的红学新人的一篇论文,还写信对我的另一篇文章大表赞赏,什么“极为精彩”、“观点和材料融会无间”、“甚具说服力”、“逻辑严密”、“文字流贯”、“文情并茂”等等。所以,当时的《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任邓庆佑先生在把刘梦溪托他转交的这封信交到我手上时,非常惊讶地说:“还从来没见刘梦溪如此称赞一个人。”但刘梦溪当时并没有和我见过面,还不了解我的所有底细。所以后来我们第一次见面,让他大感意外,一连问了三句话:“你就是邓遂夫?”我说是的。“你这么年轻?”我说也不小了。“你是哪个大学出来的?”我说没上过大学。他一听愣住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那你太了不起了。”据说,在此之前,他还对胡文彬先生等一些学者讲:“注意到没有,最近红学界出了一个很不一般的人——邓遂夫。”但是我想,在他见到我“真人并了解我的学历底细之后,恐怕不免会有些失望。这也是人之常情!

除此之外,当时一些红学界的名家和前辈,如茅盾、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刘世德、白盾、徐恭时、魏绍昌、傅憎享、郝延龄、王启忠等等,可能都被我一进红学界就连篇累牍地发表一系列颇有新见文章感到迷惑,纷纷给我以较的评价和鼓励, 

举这些例子,我只是想说明:至少在治学的基本功方面,学术界以前还没人对我有过微词。他们对我发表的红学论文,也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以肯定,并非如现在个别学界要人对记者含沙射影诋毁的那样——属于什么“学术垃圾”之类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到正规的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去更好地发挥这方面的特长呢?

不是我不愿意到那样的单位去,更不是没有单位来调我。早在二十年前,与我素不相识的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老教授何宁先生,就曾受学校派遣,亲自到自贡来联系过我的调动。其他如安徽社科院文学所,内江师专,内江教育学院,乐山师专,甚至沪州的一所警官校,也都试图破格调我去作研究员或教授,可是自贡有关方面以“人才不外流”为由,一直阻不放。后来自贡师专的党委书记奉从周、校长李家纯,终于说服了有关部门,同意我在“不离开自贡”的前提下,可以调到他们学校去任教。校方还答应,如果我答应去,一切待遇都按外地高校向我许诺的条件办理。可是我当时出于对“不离开自贡”这个紧箍咒的不满,委婉地谢绝了奉书记、李校长等人的好意。事隔多年回想起来,我还对自贡师专有深深的歉意。

最近几年,还有一些科研机构和高等校,想把我聘为特约研究员或教授,有的单位手续都办妥了,却因我和出版社签约的书稿没有按期完成,最后都没有办法去。我这个人大概是命中注定与科研机构和高等校无缘吧。

 

    现在请你谈一谈,你是如何走上红学之路的。你说最初只是想写一个关于曹雪芹的歌剧,就迷上了红学,一下子就钻得比较深。可现在有那么多搞创作的人,也写过不少很有水平的历史小说或剧本,怎么就没听说他们后来成了历史学家或其他什么专家呢?

通常搞创作的人,接触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往往是把专家们已经研究得比较成熟的东西借鉴过来,通过形象思维进行再创造,使之转化为文学形象或舞台、银幕、银屏形象。这样的小说家或剧作家,当然一般都成不了专家,所以他们往往请一些专家去当顾问。

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写话剧《蔡文姬》的郭沫若先生,他就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还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家。他在写《蔡文姬》的时候,正好面临着一些颇争议的问题,比如《胡笳十八拍》到底是蔡文姬自己写的,还是后人伪托的?曹操这个人到底是奸雄还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所以郭沫若写这剧本,就必须先对这些带争议性的问题作出考证,并在学术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才好按自己的思路去创作。以至《蔡文姬》的话剧剧本还没有问世,郭沫若论《胡笳十八拍》和为曹操翻案的学术论文就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了,还在学术界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我写歌剧《曹雪芹》,与郭沫若遇到的情况很相似,甚至争议的问题可能更多。所以我首先通过研究,写出并发表了《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主题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等反响较大的红学论文,首先在学术上为自己鸣锣开道,然后才着手写剧本。歌剧演出以后,又出版了我的学术论文集《红学论稿》。我觉得,我正是属于那种有能力去为自己的创作所面临的学术问题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学者型作家我的秉性,不允许自己去吃别人没嚼烂的馍,我必须大胆尝试去另辟蹊径。

 

你第一次读《红楼梦》是什么时候?写出第一篇红学论文又是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说起来可能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我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是1979年春节前后,大约是12月份吧。我后来写出第一篇红学论文的时间,和第一次读完《红楼梦》的时间只相隔一个多月。而且这是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题目叫《曹雪芹续妻考》。这篇文章应该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发表后影响比较大,现在出的这本书也收进去了。你看那后面注明的写作日期:“19793月草成于自贡”。当然这个稿子我后来又反复修改过几次,因为它在《社会科学战线》和《红楼梦学刊》反复周折了一两年时间,都由于专家们有争议而迟迟未能发表。最后我是按《红岩》文学季刊的要求,进行了篇幅的适当压缩,和更注重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的一些改写,才得以发表问世的。你看现在这篇文章后面就注明了:“198111月四改于成都”,发表在当年《红岩》文学季刊的第四期。

 

那就真的有点奇怪了。你1979年春节前后才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怎么到了3月份就写了一篇具有代表性的红学论文呢?

这在通常情况下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但我的情况确有点特殊。因为我在正式通读《红楼梦》并写出第一篇论文之前,实际上已经花了一年多时间,去预先搜集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资料,其中包括查阅专家们的相关论著,曹雪芹生前身后的各种记载,重要的清代史籍如《清史稿》、《东华录》、《东华续录》、曹家档案、李煦档案,以及涉及北京风情和满族风情的各种著述。我那时查阅这些资料之艰难,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四处写信托人去借、去买,也到本地的图书馆去查。但有些东西仍然茫无头绪。比如收录康熙、雍正朝御旨档案的《东华录》,刚一出校订本,我就赶紧买了;可是收录乾隆朝御旨的《东华续录》,却一直没有出版过现代印本。我好不容易打听到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竟然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清代刻本,就赶紧去查阅摘

就这样,我在费尽心思一点一滴地对各种史料和各家各派的学说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才带着大量问题去通读《红楼梦》。这绝对不是一种常人的阅读方式。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个情况。

因为在此之前,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读得不少,偏偏就没有读过《红楼梦》但我产生写《曹雪芹》这个剧本的念头却比较早是在文革看到《文艺报》发表的茅盾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所写的一篇长文以及稍后读到周汝昌的一本《曹雪芹》也就是后来他多次增补改写再版的《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的前身在看到这两种著作后,我就渐渐地萌发了想把曹雪芹搬上舞台的念头。直到若干年以后,可以正式实施写剧本的计划了,才在预先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带着大量问题去第一次通读《红楼梦》。而且在读的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又马上去查阅相关资料,直到自己觉得对问题心中有数了,才又接着往下读。

我这种阅读《红楼梦》的方式,只能说是一个特例,有我个人的特殊情况存在。一般人是学不来的,也没有必要去学。但确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到1979年2月,一当《红楼梦》通读完毕,我脑子里形成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时已经有把握去论证解决的文章题目,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踏入红学领域,各种各样的新观点和新文章可以连篇累牍不断问世的真正原因。我相信,当今海内外的红学家,恐怕都不会有我这样研究《红楼梦》的独特经历和方式吧。所以不仅是你现在感到奇怪,当好多红学专家都同样感到奇

 

 

访谈的所谓“解密”文字到此结束。下面来观赏一些图片。首先我要放几张在我走上红学之路时最应该铭记的一位伟大前辈——现代文学大师茅盾(本名沈雁冰)的相关图片。包括他在30年前住院治疗期间口授(让家人代笔)写给我的一封有他亲笔签名的信。

 

邓遂夫解密:我的红学之路(文/ 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邓遂夫解密:我的红学之路(文/ 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邓遂夫解密:我的红学之路(文/ 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想想看,一位曾任国务院文化部长等要职且与大文豪鲁迅并称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在其病入膏肓的最后住院期间,居然兴致勃勃地坚持看完了我三万余字的一篇长文,并惦着要给我这个远在西南一隅的无名小卒写信,以示鼓励和肯定。不仅如此,他还在同一天,给当时的《红楼梦学刊》主编冯其庸写了一封同样是“请人代笔”(实乃口授给他儿媳兼助手小曼书写,然后亲自过目改定、签名)的信。在那封信里,沈老对我的文章作了更无避讳的明确肯定。如说此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许发表后引起大家注意作新的探索,会有新的发现”,等等。

后来一直让我揪心并懊悔的是,我那时根本就不知道沈老已病重住院。只想到他是学刊的顾问,就冒昧地把冯其庸先生临去美国讲学前寄回让我再作一点修改的那篇稿子,改完了先寄给沈老过目,而后请他直接转交冯先生。虽然我一再请沈老千万别回信,连地址都没留,没想到沈老竟然把信寄到自贡人民广播电台去转交。他这份对年轻人的关怀备至,不仅让我终生铭记,还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下面的图片,则是在经历文革浩劫之后,于1978年北京举行全国文代会期间,当时与会的我国最著名的七位红学前辈的合影。

    左起为:蓝翎、李希凡、冯其庸、周汝昌、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
 
邓遂夫解密:我的红学之路斑斓而崎岖(文/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在我进入红学界之初,后三位(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便相继辞世。但其他四位(包括蓝翎),都曾与我有过亲密交往,并给我以勉励和教诲。特别是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三位先生,他们对我走上红学之路所给予的勉励、教诲,我将永生不忘。然而到了今天,照片上的“七老”,已经只剩下冯其庸、李希凡二老了。谨此衷心祝愿二位前辈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当然,还有一些不在这个照片里的已逝或尚健在的红学前辈,如刘世德、刘梦溪、周策纵、胡文彬、蔡义江、郝延霖、傅憎享、王启忠、白盾、蒋和森、徐恭时、魏绍昌、赵卫邦、端木蕻良、舒芜、邓庆佑、吴新雷、段启明、黄进德、宋谋旸、朱彤、王昌定等等;以及那些年龄和我相差不大却同样给过我勉励、教诲和帮助的胡德平、杨光汉、周雷、周岭、张庆善、杜春耕、石昌渝、程鹏等诸多同仁,在我的脑海里,都会不时浮现出他们亲切的面容和身影……

 

我这个人,注定了会在学术上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与品格,因而对任何人的学术观点都不会盲从(包括上述所有的前辈、甚至恩师周汝昌先生也不例外);同时也不会轻率地去诋毁、攻击别人的学术观点。但我在学术上和个人情感上绝非忘恩负义之辈。我会永远牢记任何师友的情谊;同时也会始终坚持以善意探讨的精神和态度,来对待各种异己之见。除非遭遇到非学术的恶意攻击和中伤,我在忍无可忍之际,自然也会选择以牙还牙,给予无情地回击。

以上种种,大概足以概括我做人的基本信条和学术秉性了吧!

2012年6月22日 01:12:43 于自贡释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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